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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年前的今天，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《波茨坦公告》，无条件投降。但战后对日本和战犯的“清算”却历经两年零七个月的漫长博弈和较量。在这期间，江西人梅汝璈以法官身份，代表中国坐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，据理力争，对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审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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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)
在国家博物馆“复兴之路”大型展览中，有一件绣着英文标签的黑色丝质法袍被整齐叠放在展柜中，神圣而又庄严，昭示着法律的权威不可僭越。法袍的主人，正是梅汝璈——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。当年，他就是穿着这件法袍参加了东京审判，以如山铁证将日本法西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1945年东京审判期间，梅汝璈身着法袍留影。图源环球人物杂志
出身寒微，立志报国
1904年11月，梅汝璈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户农家。小学毕业后，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清华留学预备班。1924年，清华毕业后，梅汝璈远渡重洋赴美留学，先是就读于斯坦福大学，后又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，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为响应北伐战争，梅汝璈一手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，在留学生中有很大影响。
1929年春，在游历完英、法、德、苏等国后，梅汝璈回国接受著名法学家、山西大学创始人冀贡全的邀请，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。
教学中，在强调“法治”重要性的同时，梅汝璈还常以清华“耻不如人”的精神勉励学生，告诫学生“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，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，其用意是为了培养崇外的人。因此我们必须明耻，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，耻我们现在的大学还不如西方的大学，我们要发愤图强以雪耻。”
梅汝璈在山西大学度过了4年时光，此后他又到南开大学任教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梅汝璈随南开大学一起迁往云南，在西南联大继续任教。
时局动荡，在颠沛流离之中，梅汝璈手中的书本不曾放下，一直在战火中坚守着岗位。不论是在山西大学、南开大学，还是在后来的西南联大、复旦大学，梅汝璈的学生遍布全国。他不仅帮助学生树立法治精神，更身体力行地教他们做有骨气、知耻辱的中国人。
梅汝璈 新华社发
临危受命，凌寒怒放
本是一介教书先生，历史却将梅汝璈推向了万众瞩目的前台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1946年2月15日，盟军正式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在11名大法官中，梅汝璈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对于梅汝璈来说，能够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大审判，是一种莫大荣耀，可他心里却没多少底气，尽管自己的学历符合国际社会和盟军总部的要求，但却没有真正上过法庭，何况还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法庭。
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有威严，梅汝璈特意蓄上了胡须，增添了几分老成。临行前，梅汝璈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表露心迹：“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，我有幸受国人之托，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，决勉力依法行事，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、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。”
带着一身正气，梅汝璈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。东京帝国饭店内，盟军最高统帅中国联络官亲自为梅汝璈举办了接风宴。宴会上，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，将一柄装饰华丽的宝剑赠予梅汝璈。
梅汝璈深深鞠躬接过宝剑说：“红粉赠佳人，宝剑赠壮士，可惜我非壮士，受之有愧。”顾毓琇回答他道：“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，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，天下之壮烈事，以此为最，君不为壮士，谁为壮士！”
听罢，梅汝璈拔剑出鞘，动情地说：“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如今系法治时代，必须先审后斩，否则，我真要先斩他几个，方雪我心头之恨，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，非如此，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。”
1946年，梅汝璈（前排右二）与其他10名法官在远东国际法庭合影照片。图源环球人物杂志
座次之争，尊严之战
东京审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，中国虽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深的战胜国之一，但审判长却是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担任。由于远东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座次，因而这个问题也在开庭前引起争论。
按照国际惯例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，既是由受降签字国派遣，那么法官座次理应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安排。可韦伯却不同意，出于私心，他希望让英国和美国法官居中就座。
于是在法官会议上，韦伯提出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惯例来安排，即：美、英、苏、中、法的顺序。大家争论不休，最终也得不出一个一致的结论。
这时梅汝璈说道，众所周知，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，抗日时间最久，付出的牺牲最大，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，中国理应排在第二位。再者，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，便也没有今天的审判，因此提议不用再争了，法官的座次就按照受降国的签字顺序安排。
尽管当时中国号称世界四强之一，但国力虚弱。对于梅汝璈的提议，西方国家根本不能接受，但又找不到说服的理由。整个会场的气氛尴尬而紧张。韦伯不好说什么，既不做决定，也不付诸表决，这事一直拖到庭审预演。
庭审预演前，各国法官穿好法袍，在法官会议室里集合，韦伯宣布座次顺序为美国、英国、中国、苏联、法国等，并声称这是经过同盟军远东最高统帅同意安排的。
但在梅汝璈眼中，这样安排，表面上似乎有点五强居中的意思，但英美法官居中的用意表露无遗，此事关系到国家地位、荣誉和尊严，决不能当作细枝末节、淡然处之。于是他当众脱下法袍，表示不能参加这样的庭审预演，准备回办公室。
韦伯没料到梅汝璈会作这般反应，他拦住梅汝璈说，这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安排，希望他妥协。可梅汝璈义正言辞地反驳道：“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，于理不合的安排，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惨烈，抗战最久，牺牲最大的国家，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，中国应有的座次被推后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”
来来回回，庭审预演已经推迟了约20分钟，梅汝璈寸步不让。迫于压力，韦伯再次来到梅汝璈办公室，对他说：“大家同意你的意见，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安排。”梅汝璈这才重新穿上法袍，在居中位置参加庭审预演。
1946年，韦伯和梅汝璈(右)在东京审判现场。图源环球人物杂志
正义审判，千秋凛然
1946年5月3日上午9点30分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，开启了一场被称为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活动”。
列席审判的11个同盟国中，有些国家并没有遭受日本的侵略，他们感受不到那种切肤之痛，所以他们对日本并没有很深的仇恨，对这次庭审也存在异议。尤其是美国统帅麦克阿瑟，在梅汝璈强烈要求对日本裕仁天皇这个罪魁祸首进行审判时，他却以《波茨坦公告》为借口拒绝了。
庭审中，面对法官审问，日本所有战犯无耻到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无罪，甚至不承认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发起的，强行狡辩只是局部冲突。如此诡辩之下，中方律师要求检察官传唤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龙集作证。让日本律师没有想到的是，田中直接承认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军队所为。
检察官继续询问田中，“上海事变”“九一八事变”“七七事变”是否都是日本实施的？田中直接指出这一切的计划者就是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、板垣征四郎。通过指证，最终认定日本在中国的进驻是非法侵略。
接下来就是案情最严重，需要单独审判的南京大屠杀。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策划者是松井石根，面对审判，他竟矢口否认。为了伸张正义，梅汝璈传唤当时住在南京的外国商人、牧师等目击证人，向各位法官展示两年来收集的日军在南京的桩桩罪行，看到当时拍摄的影像，所有法官、记者都背脊发凉。
转眼1年时间过去了，梅汝璈怎么也没想到，对日本的审判会如此的复杂和艰难。
1947年9月16日，对发动侵华战争的两个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进行审判，他们手上沾满了无数中国人的鲜血，欠下中国人累累血债。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策略，试图利用英美法系的法律漏洞逃避罪责。
《日本投降书》。
板垣征四郎更是狂妄，写下48页的辩护词将发动侵华战争美化成雪中送炭，还扬言要和中国律师团大战300回合。梅汝璈与助手几乎不眠不休，夜以继日收集日军侵华证据。他告诉自己的助手：“若不能严惩，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，惟蹈海而死，以谢国人。”
1948年11月12日，审判经历两年多。到了给罪犯定刑时，令梅汝璈想不到的是，此时西方国家谈起了人道主义，认为应该文明量刑，特别是印度法官巴尔更是说出了佛教对生命尊重的言论。因此，法庭上不赞成死刑的人数居多。
梅汝璈深知，他代表的不是自己，而是祖国的重托，是为千千万万受苦的同胞伸冤报仇。他慷慨陈词道：“宗教是告诉世人，怎样才能达到天堂，另一方面，法律明确规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，否则就要受到惩罚，就要上断头台，就要上绞刑架，这就是法律。如果法律不给日本，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，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，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，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。”
在起草判决书时，梅汝璈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，中国人受害最深，最具发言权，主张日本侵华罪行这部分应由中国人书写。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，决定由他负责判决书第四章“日本对华侵略”的起草工作。
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，当时庭审工作已经结束，各种资料、证据堆积如山，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尽全力，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页、长达10万余字的判决书章节，获得了法官认可，为东京审判作出了贡献。
在梅汝璈的据理抗争下，日本28名甲级战犯最终受到了应有惩罚，并以6票对5票险胜，将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、松井石根、武藤章、板垣征四郎、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，为国家和民族争得了公义，赢得了世界的赞赏和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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